201901:中国村庄经济发扬新动能统计揣测2019-2-7中国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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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本文立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框架,结合国家统计局最新颁布的新经济统计方法制度,在科学构建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的基础上,深入考察我国农村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甄别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近些年来我国农村经济新动能蓬勃发展,年已经迈入中等发展水平阶段,但与城市经济新动能的差距仍然较大,而且其增速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性、不稳定性。未来需要根据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部署,继续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加大产业融合、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力度,努力补齐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人力资本短板,统筹高效管理财政支农资金,建立健全现代化农业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加快培育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现代农村经济发展动能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攀升,“互联网+农村”模式迅速发展,农民的“获得感”不断增强。但是,农村经济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其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农业要素市场长期存在失衡和配置扭曲现象,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问题严重,农业生产人力资本缺乏,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亟须完善,农村消费的增量贡献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偏低,农产品国际竞争压力加剧。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发展进行全面部署,要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因此,推进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发展新动能,增大农村经济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应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

  现有文献中,研究如何提升农村经济发展动能的成果较为丰富。这些研究普遍认为,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供给学派和农业发展理论,提升农村经济新动能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着力点在于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产业体系聚焦于农业各相关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生产体系聚焦于产品及生产能力,经营体系聚焦于经营主体及其经营方式(崔慧霞,2017;魏后凯,2017)。

  二是从关键影响要素视角来看,应着眼于解决土地和资源环境供给抑制的结构性改革,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粮食去库存的步伐(戴化勇等,2016;Qi et al,2018)。

  三是从新旧动能转换视角来看,应通过“互联网+农业”模式加快培育农村经济相关的新产业新业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发展,完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李国祥,2017;国家发展改革委,2018;Wang et al,2014)。

  四是从财税和信贷视角来看,应加快农村金融创新,确保“三农”贷款投放持续增长,增大对农村创新创业的财税支持力度(何广文等,2018;Tang et al,2017)。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为提升农村经济新动能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比较欠缺充分结合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国家新经济统计制度的理论研究,以及进一步深入详实的定量研究。尤其是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已有研究主要集中有近5年。在充分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立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框架,结合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新经济统计方法制度,在科学构建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的基础上,深入考察我国农村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甄别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家统计局在2016年首次制定了测算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指标体系(宁吉喆,2017),并在近两年颁布了一系列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相关的统计方法制度。本文充分借鉴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指标设计原理方法,结合我国农村实际发展状况,构建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并利用2012—2017年相关统计数据进行测算分析。

  本文所指的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是指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农村发展动力转换的新形势下,能够支撑农村经济转型升级、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动力源泉。据此概念界定,本文将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进一步细分为能力基础、农业现代化、产业融合和发展成效等4个一级分类指数以及9个二级指标,详见表1。其中,能力基础指数主要反映农村经济新动能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和较高学历人才队伍情况;农业现代化指数主要从农林牧渔业发展相关的新型机械工具、水利设施、能源消耗等角度反映农业发展的新动能;产业融合指数主要从农业与旅游业、网络零售业等其他产业融合的角度反映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新兴动能;发展成效指数主要从农民收入、农业科技含量等角度反映新动能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效。

  二级指标原始数据均来源于2013—2017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年度报告(2017年)》,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模型插补而得。

  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及其一级指数,均在标准化二级指标数据之后逐级加权而得,对应的计算公式为:

  测算结果显示,2012—2017年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值持续攀升,从2012年的0.303提高到2017年的0.540,表明我国农村经济新动能提升较快,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见图1)。而且,从该指数的绝对水平判断,2017年农村经济新动能发展首次从中低水平跨入中等水平。

  从分指数的发展走势看,产业融合指数和发展成效指数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而能力基础指数和农业现代化指数虽然在整体上存在较为明显的上升态势,但在个别年份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从分指数的结构上看,最为突出的是,2012—2015年,产业融合指数对总指数的贡献度一直排在末位,但随后迅速提升,并在2017年达到首位。与之相对应的是,2012—2017年,虽然每年的能力基础指数、农业现代化指数和发展成效指数的相对大小存在波动,但是彼此之间的绝对差距一直较小。

  2013—2017年,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总体增速均高于同期GDP同比增速,并在较高的水平上,呈现一定程度的波动发展态势,2017年达到10.9%(见图2)。国家统计局对全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测算结果显示,2015—2017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增速为23.5%、26.9%和34.1%,比本文对同期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速测算的结果分别高出11.3、9.8和23.2个百分点,表明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与城市经济发展新动能相比还存在较为显著的差距,未来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较大。

  从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分指数来看,较为突出的一个现象是,与其他3个分指数相比,产业融合指数增速每年均处在相对较高的位次,尤其是在2015—2017年,它对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总体增速水平的拉动作用举足轻重。发展成效指数在2013—2017年期间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态势。能力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指数增速虽然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波动性,但在2016—2017年保持了平稳发展。

  为进一步甄别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背后的关键驱动因素,查找发展短板和不足,本文结合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思路框架,建立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计量分析模型进行分析。

  这里初步考虑建立4个一级指数分别与8个影响因素变量之间的单变量模型进行分析,但考虑到针对每个影响因素变量的4个单变量方程的随机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期相关性,这里首先利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进行分析,计算随机项之间同期相关性检验假设的统计量,如果检验结果拒绝“各方程的扰动项无同期相关”的原假设(以检验统计量的p值小于0.1为标准),则表明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对联合方程进行估计是更有效的,否则需要采用单变量方程计量模型。依次记4个一级指数变量为F1~F4,拟使用的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经过协整分析发现,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均为1阶单整,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通过单变量回归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表2可以发现,8个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均较为显著,且反映农村生活条件的“农村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反映国家财政用于农村综合支出的“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综合开发的支出”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综合改革的支出”,反映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等5个变量的弹性系数均超过1,表明这些因素对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提升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反映农村金融支持力度的“农信银支付清算金额”和反映国家财政对脱贫攻坚支持力度的“国家财政用于扶贫的支出”,系数均为0~1之间的正数,表明这两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反映农村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弹性系数为–0.511,表明脱贫对提升农村经济新动能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仍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

  注:各估计系数下面括号内数据为对应的标准差,系数右上角的***、**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本表只列示了与弹性系数相关的内容,略去了其他部分。

  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当解释变量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综合开发的支出”和“国家财政用于扶贫的支出”两个变量时,扰动项相关性检验的p值超过了0.10,因此只能采用单变量单方程进行估计,其余6个解释变量均适合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估计结果详见表3。

  通过表3可以看出,8个解释变量对4个一级指数的弹性系数均较为显著,与前面对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总体指数的研究结论高度一致,进一步佐证了这些变量确实是提升农村经济新动能的重要因素。不过,这些因素对4个一级指数的具体影响力度存在差异。对能力基础指数影响较大的因素为“农村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综合开发的支出”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综合改革的支出”,影响最小的因素为“国家财政用于扶贫的支出”。对农业现代化指数影响较大的因素为“农村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综合开发的支出”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影响最小的因素为“国家财政用于扶贫的支出”。对产业融合指数影响较大的因素为“农村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综合开发的支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综合改革的支出”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影响最小的因素为“国家财政用于扶贫的支出”。对发展成效指数影响较大的因素为“农村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综合开发的支出”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综合改革的支出”,影响最小的因素为“农信银支付清算金额”。

  从前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近些年来我国农村经济新动能蓬勃发展,已经迈入中等发展水平阶段,为加快农村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增强农民的“获得感”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我国农村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水平与城市的差距仍然较大,而且其增速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性、不稳定性,许多影响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键因素还存在较大的改善提升空间。未来需要根据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部署,从精准扶贫、产业融合、科技进步、产权制度、财政税收、农村金融建设等多方面持续发力,加快培育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

  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各项政策措施在农村真正落地生根、发挥实效,激发贫困人群脱贫致富积极性、主动性,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在全国范围内优化农业经济发展布局,认真统筹协调粮食、经济作物和饲料的种植结构,规模化高效开展养殖业、特色产业,提高农林牧渔产品质量,鼓励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发展战略将“三农”服务和产品不断推向国际市场。深入推进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力度,充分发挥农村特色资源富集的独特优势,利用“旅游+”“生态+”等模式,推进农业、林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积极发展农村电商,加快建立健全适应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标准体系,推动线上线下互动发展,支持乡村电商服务站点建设和物流业务发展。

  根据农村经济发展动能接续转换的新特点,进一步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加强农业现代化科技研发力度,提升农村科技贡献率。积极引导农业科研院校、农技推广机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紧密衔接、优势互补,开展农业重大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应用。尽快研究化肥和农药使用减量的新技术、新方法,支持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大力提升农机装备水平。补齐农村水利、交通等基础建设短板,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加快构建生态循环的田园生产体系,重点做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厕所粪污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等工作,提升农村医疗服务水平。支持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重点培育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现代青年农场主、农业职业经理人和农业社会化服务骨干,提升农业人力资本建设水平。

  注:表中第2~5列数据为弹性系数,这些系数右上角的***、**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本表只列示了与弹性系数相关的回归结果,略去了其他部分。

  认真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办法,协同推进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其他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农村集体组织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将集体经营性质的资产确权到户。引导小农生产进入现代化农业发展轨道,通过专业化规模化服务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统筹管理农业农村用地,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积极支持农产品冷链、初加工、休闲采摘、仓储等设施建设,重点支持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用地需求规划。

  统筹管理目前各类财政支农资金,积极谋划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工程、重大计划和重大行动,改善财政资金惠农效果。落实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从“反哺”向“支持”转变。继续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加快粮食去库存步伐。继续发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的作用,深入推动财政资金从无偿的项目制转向市场化使用方式,鼓励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以股权等方式参与相关项目实施。加快完善财政支农资金项目的审批制度、审计制度建设,建立扶贫资金动态监控机制和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大力支持农业防灾减灾财政投入,降低农业生产风险。

  积极在制度和法律层面推动农村征信体系和信用环境建设,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户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农户信用评级。构建农业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和园区建设综合服务模式,不断加大金融产品、服务模式、新型工具的创新推广力度。围绕粮食安全、现代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美丽宜居乡村建设、金融精准扶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县域幸福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针对性出台若干专项金融服务方案。深入实施“互联网运营+渠道下沉”模式,为“三农”客户提供包括信贷、投资、基金、保险、租赁、托管等在内的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不断创新运用多元化金融工具和服务手段,降低融资成本。

  [1]崔慧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农村建设实践与政策[J].农业经济,2017(7): 37-39.

  [2]戴化勇,钟钰.高库存背景下的粮食安全与政策改革研究[J].农业经济,2016(5): 42-45.

  [3]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年度报告(2017年)[EB/OL].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2018.

  [4]何广文,何婧,郭沛.再议农户信贷需求及其信贷可得性[J].农业经济问题,2018(2): 38-49.

  [7]魏后凯.中国农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政策转型[J].中国农村经济,2017(5): 2-17.

  何强,男,河南郸城人,2016年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现为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大数据统计、宏观经济分析和幸福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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