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高考作文必备素材:最新热门时评10篇!文综也会考!最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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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读书日前夕,一项阅读调查显示,在半数成年国民更倾向于传统纸质图书阅读时,近一成国民更倾向于“网络在线的国民倾向于“手机阅读”。“屏”阅读,已与传统的“平”阅读平分秋色。

  几年前,就有人惊呼,我们已经进入读屏时代,青少年成为被电子屏夺走的一代;更有人简单将读屏与碎片化的浅阅读画上等号,呼吁多读书、少读屏。事实上,无需将读屏和读书割裂,乃至对立起来,不同的人群选择不同的阅读方式,无可非议。“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有人在纸质书中嗅到了书香,感受到了阅读审美;也有人将视野浓缩于方寸之间,在手指翻飞的滑屏中获取信息,同样找到了阅读的乐趣。在互联网时代,却非要固守黄卷青灯不可,未免显得有些迂腐。

  对于那些互联网原住民来说,他们选择读屏,拥抱更简捷的阅读方式,实则属于阅读本能。而一些人爱读纸质书报刊,也多与阅读习惯有关。双方不妨少一些“洁癖”,多一些接纳。两种阅读方式并存,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阅读时代。无论读屏还是读书,要义在读。与其纠结于读屏与读书之间的轩轾,不如反身自问:今天我阅读了吗?有人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阅读史。读书也好,读屏也罢,惟有热爱阅读,精神才能挺立,深切理解“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把阅读当成生活方式,才能腹有诗书气自华。每个人的心怀都是一道河水,多阅读多吸收,方能心灵丰沛,奔流向前。

  对于热爱阅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堪称最丰盛的时代。然而,与过去单一的选择相比,如今“过剩”的选择机会,也让人困惑与惶恐。在五花八门的新书中,什么书才是好书?在纷繁芜杂的信息海洋中,哪些消息才是有效的?有作家说,在信息海啸中,读书要会做减法,要学会找“小岛”、找“海床”、找“支点”、找“自己”。诚哉斯言!当前,“读书好”已是社会共识,但得承认,“好读书”和“读好书”仍是需要努力的目标。更堪忧的是,为数不多的阅读时间,往往被营养价值不大的无效信息所裹挟,被缺乏深度的平庸书籍所填塞。于是,我们变得无所不知,却无一精通;我们看似很忙,实则很盲;我们没有遇见更好的自己,而是失去了自我。这愈发证明:读屏时代,更需价值坚守。

  阅读,是一个人的体验;而全民阅读,则与政策导向有关。当下,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全民阅读促进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政府开展全民阅读促进工作所需资金纳入本级预算。相信未来,政府在全民阅读中将扮演更重要角色,比如在政策制定、机构设置、资金投入等方面有大手笔。

  蒲松龄尝言:“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辰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把阅读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人一定拥有开阔的精神版图;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全民阅读的品质,这样的国家一定拥有勃勃生机和巨大潜力。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的一首《赠汪伦》,让世人知道了桃花潭。这个位居青弋江两岸的小镇,既古朴静谧,又有诗情画意,吸引着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不过,要在桃花潭找到汪伦墓,却得费点劲儿了。

  安徽泾县桃花潭景区入口处在青弋江西岸,80元门票就能欣赏到十来个景点。然而,如果要乘船到东岸去探访汪伦的墓地,则要重新购买一张80元的门票。桃花潭与汪伦墓这两个彼此交融的文化意象,被多重收费人为割裂开来,让很多人败了游兴。

  原本都属于桃花潭的景点,因处于江两岸而一分为二,这或许有旅游布局上的考虑。但在“一票制”逐渐成为常态的当下,重复售票难免被人猜测,是不是为了增加旅游收入。实际上,桃花潭与汪伦墓的人为割裂与重复售票,折射出当前旅游开发中的一个普遍问题:如何平衡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商业利益与普惠利益,让自然风光、历史名胜和人文景观为更多人享有?

  从各地旅游开发的经验来看,如果只是从“门票”上想办法,那就不仅会因为急功近利而行之不远,更会带来其他问题。比如说,门票高昂或重复售票,在抬高观景成本的同时,也导致逃票、黄牛票现象层出不穷。笔者在采访中经常听到游客抱怨,“门票价格高、旅游体验差、配套服务跟不上、服务意识差”,这样的消费体验怎么可能留住游客?不可否认,门票收入仍是多数景点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扭曲的门票收费从长远看也会失去游客青睐。这就需要跳出“门票思维”,从景区收费的“小账”看到长远发展的“大账”,延伸旅游经济产业链、增加旅游经济附加值。

  在这方面,也不乏跳出“门票经济”窠臼而经济效益不降反升的案例。例如,2002年10月,杭州西湖实现“还湖于民”,成为全国第一个免费开放的5A级风景区。如今,10多年过去,杭州不仅没有因为取消西湖景区门票而亏损,反而因为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而实现“井喷”。据统计,2016年杭州的旅游总收入达2572亿元,相较于西湖景区免费前的549亿元,增长了好几倍。杭州西湖的案例说明,旅游开发不与民争利,不急功近利,反而能够获得长远发展和更大空间。

  当前,“共享经济”成为社会热词。事实上,名山大川、历史风物,并不是某一个地方的“私产”,它们留存于人们的集体记忆中,因此同样具有共享性质。对待旅游资源,如果囿于地方、部门利益,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置社会公益于不顾,既在经营上难以为继,也不符合共享的价值。合理地开发与保护,寓经济效益于社会效益之中,寓商业利益于普惠利益之中,才是旅游开发可持续、健康发展之道。

  “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汪伦给李白书信里的两句话,直接让遭遇贬谪的诗人来到了这里。诗人李白离开桃花潭后,对人生有了崭新的认识,不再失意于宦海沉浮。人们寻访桃花潭,是为这里的美景更为汪伦的豪情。据当地干部说,镇里正在积极协调推动“一票制”,但愿桃花潭不久后能跳出利益的藩篱,重现“岸上踏歌声”的豪迈与深情。

  近日一起“敲诈勒索”案的改判,牵动人心。7年前,郭某因女儿摄入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而维权,最终却以敲诈勒索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因拒不认罪,服刑期间也未获减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改判郭某无罪。

  许多人认可这一改判,不只是对一个父亲维护“结石宝宝”权益的朴素同情,更是因为通过司法裁判,将会给消费者主张权利传递信心,有助于营造更优化的法治环境。因维护消费权益而被判敲诈勒索罪的,郭某并非第一人。几乎所有同类案件都有一个大体近似的核心情节:当事人以“威胁向媒体曝光”的方式,向生产厂家索要高额乃至天价赔偿,结果反而面临敲诈勒索的指控。不仅受害者本人很难意识到依法维权的边界在哪里,旁观者也搞不清。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民维护消费权益的积极性。

  消费者的疑窦不无道理。在司法实践中,消费维权与敲诈勒索之间的“明暗交界线”一直存在,以致同案异判的情况并不鲜见。尽管生产商、销售者、服务者过错在先,但由于现实中维权渠道不通畅,原本受害的消费者也可能采取一些不适当的手段,而看上去“漫天要价”的行为似乎也印证了敲诈勒索的动机存在。正因如此,有时候法院倾向于适用敲诈勒索罪来遏止这种过度维权行为。

  尽管消费者过度维权导致敲诈勒索在法律上是可能成立的,但我们也应设身处地考虑消费者所处的困难境地:现实中,消费者能获得的司法救济有限,目前最给力的外援还是舆论监督,以至于一年一度的“3·15晚会”成为消费者的“盛宴”;而当一些消费者走投无路以“向媒体爆料”相要挟来索赔,有可能被认定为敲诈勒索时,这将大大压缩消费维权的议价空间,同时降低对不法厂商的震慑力度。

  这样说当然不是鼓励消费者走上极端化维权之路,只是说,立足于消费者总体弱势的大背景,让维权者的底气足一点,总体上讲不是坏事。不能简单粗疏地认定天价索赔就是敲诈勒索,而是要有充分的耐心,听得到维权索赔后面真实的心声。反过来说,消费者和商家的强势与弱势,也非绝对。如果消费者通过要挟索要天价赔偿的风气被助长起来,厂商也会处于弱势一方,不胜其扰甚至产生难以承受的巨大损失,这不仅会导致经济生活失序,也无益于消费环境的整体改善。归根结底,无论谁道理在握,都不能滥用权利。

  “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消费者维权过度,大多是生命权或健康权受到了威胁,这往往很难确定一个合理的赔偿价格。更何况,对于超过当前社会一般公众普遍认知太多、显然不合理的赔偿要求,法院可以不予支持。因此,对这样的民事维权行为,应该保持刑法的谦抑原则,不应轻易跨过刑、民的边界。正如广东省高院再审意见中指出的:本案尚不能认定郭某的行为性质超出民事纠纷的范畴。这意味着,尽管消费者过度维权确实存有滑向敲诈勒索的可能,但可以当作民事纠纷处理的案件,没必要也不应该升格为搅动人心的刑事案件。

  法治的美德,在于分寸感。只有坚持违法必究与防止矫枉过正并举,才能让司法判决掷地有声、定分止争,才能在法理、情理、伦理的统一中守护公序良俗、实现社会善治。

  骑自行车上班,在陈旧简陋的家中吃炸酱面,每个月给乡下老母亲汇300元生活费;然而在另一处隐秘的豪宅,壁柜里、床上、冰箱里,却塞满了一沓一沓的现金,总数超过2.3亿元……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一开篇,就为我们勾勒了这样一个腐败官员的“两面人生”。反腐决心之强、贪腐为害之烈,通过视听语言呈现,让人尤觉震撼。

  “厉害了,我的‘人民’!”《人民的名义》甫一播出,便收获观众热情的点赞。除了跌宕的剧情、精彩的表演,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反映着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回应着反腐败的民心所愿。文艺当与时代同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重要内容,也成为牵动人心的时代命题。

  电视剧中触目惊心的贪腐画面,是惊心动魄的反腐败斗争的艺术再现。在调查武长顺案件期间,举报人到中央纪委接受约谈,为避免被打击报复,一路竟换了三次车牌;白恩培放任妻子搞权钱交易,事发后,仅仅清理从白家查获的红木、翡翠、玉石等藏品,办案人员就花了十几天时间……少数人的腐败行为,甚至让编剧周梅森感叹,“远远超出了一个作家的想象”。立足于反腐实践的影视剧,可以让观众对反腐有更多了解,也有助于更好地营造反腐的社会氛围。

  “我不干好事也就罢了,我还干这么多的坏事,就自己感觉到自己简直是不可饶恕”“钱财有什么用,钱财没有使我心安理得,反而让我罪孽深重”,这是落马官员朱明国、魏鹏远的忏悔。但到要承担后果时才幡然醒悟,一切已为时晚矣。女县委书记袁菱落马后,常常回忆昔日在大学工作时的生活。她始终记得,夏天的时候,一家三口省吃俭用买了个空调装在9平方米的书房,全家挤在空调前吃饭,其乐融融。可如今,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一人不廉,全家不圆”,滥用权力带不来幸福,不义之财给不了心安,很多人看不透这朴素的道理,最终只落得“树倒猢狲散”。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推进,人们对反腐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老虎”“苍蝇”一起打,让反腐败只是一阵风、走过场等观点不攻自破;对侵蚀百姓利益之举坚决打击,让老百姓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及其家人意识到,清廉是最好的“护身符”,经常扯袖子、咬耳朵、敲警钟才能“治未病”。朱明国承认,“这一步迈出去之后,你没有外力的强制和组织上的干预,靠个人不容易停下来”。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反腐是紧箍,更是保护。雷霆的行动、强力的震慑,助推了政治生态好转,正如周梅森所说,“改善土壤,改变政治生态,理顺关系,让能干的人得以发挥,让正气得以张扬”。

  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要真正实现“不能腐”和“不想腐”,还要依靠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继续推进。“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对于我们这个把“人民”二字铭刻于心的政党来说,反腐败永远没有剧终。以人民的名义,是反腐的动力,更是反腐的意义。

  连日来,雄县等地成为社会关注的“暴风眼”。而相应的“抢房”风潮,也可谓来势汹汹。即便相关地方叫停了房地产交易,即便有关方面告诫炒房“可能炒出个炸弹”,关于炒房的各类说法依然不胫而走。但正像许多专业人士所指出的,靠炒房搭乘雄安新区这趟“春天专列”,恐怕是会错了意。

  雄安新区建设是一个重大历史机遇,但肯定不会成为又一个资本拉动的造城运动。今年以来,中央三令五申“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雄安新区初步规划也明确,尊重城市建设规律,合理把握开发节奏,避免城市规模过度扩张。那些“土地价值数十倍上涨”“房地产翻几番”的“风口想象”,不仅会扰乱国家战略规划、误导社会舆论,自身也难免会为集体非理性所灼伤。

  如何攻克“大城市病”难题,走出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超限的城市发展之困?如何啃下区域协调发展的硬骨头,解码区域发展差距悬殊的困惑?如何吸纳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堵上“脱实向虚”的漏斗?雄安新区的规划,正在于为破解这些问题摸索出可行之策,走出一条疏解城市功能、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路。

  从战略布局高度看,规划建设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形成北京破解“大城市病”问题的“两翼”;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北地区建设,雄安新区带动冀中南发展,也将形成河北发展的“两翼”。设立雄安新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由此不难理解。

  明确指示,要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在河北适合地段规划建设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新型城区。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是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的与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无关的城市功能,包括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雄安新区既不是一些人一厢情愿认定的“声东击西的迁都”,也不是在通州北京副中心之外再建一个“首都副中心”。

  在“一张白纸”上规划建设一座新城,离不开科学理念的引领、先进规划的导航。关于雄安新区有两个关键词不可忽视:一是新发展理念,一是融合发展。新发展理念意味着,建设雄安新区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铺底,以高端高新产业拉动,“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融合发展意味着,建设雄安新区不等于再造一个“超级城市”,不会重走高投资、大项目拉动的城市开发模式,而是加强同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城市的融合发展,同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在功能上有所分工,实现错位发展。

  雄安新区之所以被认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原因就在于它是一项旨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在一些投机者看来,这或许是牟利的时机。但长远看来,顶层设计先行,政策措施跟上,就不会偏离目标,任由各路资金投机炒作、哄抬房价地价,干扰新区的建设与发展。理解雄安新区,我们应有大历史观的眼光,跳出一时利益得失,保持历史耐心,让雄安新区的建设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早晨醒来,将睡眠数据同步到家庭健康日志,随手打开自动调整亮度的壁灯,一边吃着在线支付的早餐、一边等待预约的上门服务……这是时下不少人真实的生活体验,也映照着方兴未艾的消费革命。不知不觉中,由0和1组成的信息产品和服务,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到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再到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新兴领域,借由技术进步和网络普及,信息消费正不断拓展着自身的内涵与外延。这种变化,也对消费结构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实际上,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信息消费正成为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拉动消费需求的沃土。据测算,2016年中国信息消费规模达3.9万亿元,对GDP增长直接贡献0.26个百分点,并有望在2020年达到6万亿元的规模。正因如此,有外媒评论,“一个被掩盖的真相是,中国事实上拥有全球最佳的消费故事。”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数字经济、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等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信息消费的异军突起,是技术发展的规律使然,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今天,人们的消费理念不断更新,不仅为到手的产品付费,也愿意为看不见的知识、服务掏钱,并朝着个性化、发展性、享受型消费迁移,互动、分享、自主的无边界交易特征日趋明显。信息消费逐渐打破以往制约消费的时间约束和空间限制,为激发更多消费需求创造了现实条件。有研究报告显示,去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大约是美国同期的50倍,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超20万亿元。信息消费的发展潜力由此可见一斑。

  信息消费的前景惹人遐想,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却是必须迈过去的沟坎。去年,新浪微盘、360云盘等网络云存储商宣布停止服务,一时引起舆论热议。网盘关停现象,固然有知识产权方面的因素,却也从一个侧面引人思考:在信息服务需求如此旺盛的情况下,相关供给能否保证稳定持久?信息的商业化存储与传递该如何厘清责任边界?另一方面,一些信息产品又供过于求。比如,一个智能产品往往就要对应绑定一个客户端,当闪烁的图标交织成一张密密麻麻的网,这与信息时代的便捷似乎有些背道而驰。

  从更深层次来看,我国信息消费的基础设施建设还相对滞后,难以满足成指数级增长的个性化需求;当前我国信息消费的水平和结构,还停留在“重娱乐性,轻生产性”的阶段;网络信息安全问题频发,个人隐私保护薄弱;数据公开和利用程度不足,新型服务培育空间狭窄……历史经验表明,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更迭,必将导致消费结构的变迁,而消费需求反过来又作用于产业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实际上,信息通畅了,产品和服务才能充满无限可能。消费需求的增长,能为供给侧带来新的蓝海;消费理念的转型,也有助于倒逼生产、监管领域迎来新变革。正是在这样的动态平衡中,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现实需求得以满足,消费方式实现升级。

  跨越石与火、光与电,信息时代正重新定义着消费。徜徉于数字海洋,只有呵护好信息消费的道道“涟漪”,才有可能掀起革命性进步的巨浪。

  最近,有快递公司推出“隐私面单”服务,上面几乎不涉及客户信息,快递员用APP扫码就能联系收件人,方便安全。在网购成为家常便饭的今天,在数据发掘无孔不入的当下,这种保护个人隐私的努力,对每个社会成员都必不可少。

  快递途中的信息泄露,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个人隐私存储在网站服务器、企业数据库中,容易泄露却缺少保护罩。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一打开叫车软件,目的地里赫然有家庭住址;使用搜索引擎,能自动补全脑中想打的字;甚至浏览网页时,弹窗也总是推荐在别处看过的商品……在大数据的算法面前,人的生活轨迹变得没有秘密可言。作为工具的电脑、手机,反过来像是盯着我们的眼睛,让不少人有种说不出的不自在。

  生活全面数字化的今天,个人隐私的形态和观念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如果说传统意义上,保险柜、房屋构成的物理空间就能守护我们的秘密,那么现代意义上的隐私,却可以转化为数据,借助一根网线、一个路由器传遍各个角落。问题在于,隐私是从个人生活过渡到社会生活的缓冲地带、安全阀门,一旦失去保护,不仅会扰乱日常生活,甚至可能让社会治理顾此失彼。经常接到的各类推销电话,对方甚至连你的喜好和近况都了如指掌,让人不堪其扰更不寒而栗。一些电信诈骗案,甚至酿成社会悲剧。

  然而,为了生活便利让渡出一部分个人信息,可能是信息社会必然出现的发展形态。无论是分享经济,还是云计算,方便你我生活的经济形态和先进技术,恰恰建立在信息和数据的广泛共享之上。换句话讲,也只有将我们的生活细节数字化、虚拟化,更多优质的服务和体验才能实现。比如,出行信息能够为城市交通的合理规划提供依据,对手机应用的评价能够帮助开发者提升用户体验,甚至我们发布的周边信息、分享的位置,还能成为公安部门追查犯罪活动的线索。可以想象,当物联网时代到来,我们将不得不让渡出更多的周边信息,以享受更高效便捷的生活。

  就发展趋势看,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将成为玻璃房间中的摆件,需要我们以更合理的策略,来保护个人的隐私尊严和生活场景的舒适度。首要的就是,不能以“授权”使用的方式让隐私保护变成一句空话。尽管心知每一次搜索、每一次用户注册、每一次账号关联,都有可能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他人窥探之下,但大多数人除了随着人流一起登上信息化列车,没有更好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讲,保护个人隐私既不能靠简单授权来约束,也不能停留在事后惩罚、追责的粗放思维中,而要在全社会范围实现对个人信息的精细化管理。这一方面需要法律为个人信息的使用设定底线、细化规则。最新通过的民法总则首次写入了个人信息保护条款,在实践中还要通过“负面清单”等制度,一步步构建起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掌握海量用户数据的政府机构、企业和社会团体,也应该用好新的技术手段,减少个人信息的不必要曝光,同时建立可追溯的信息保护责任链条,防止信息泄露却无从查起。

  我们身处的大数据时代,就生活便捷而言是最好的时代,从隐私保护角度看可能是最坏的时代。无论如何,虚拟化、数字化、信息化已经在重塑日常生活的形态,我们只能不断升级“杀毒软件”,捍卫自己的生活。只要保持清醒,坚持扬长避短,相信我们能在信息玻璃屋上建立起属于这个时代的生活安全感。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鲁本斯路的路口,矗立着一尊雕像:头顶圆帽、蓄着胡须的男子倒骑在毛驴上,憨态可掬。过往的人不禁会问,他是谁?有中国人说,这是家喻户晓的阿凡提;有叙利亚人说,这是阿拉伯民间传说人物朱哈;还有人说,这是土耳其的霍加·纳斯列丁……在驼铃悠扬的古丝绸之路上,不同国家的人民,用各自的语言讲述着他的故事,和那些广为流传的笑话、格言一起,化为一条绚丽多姿的文化纽带,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上世纪50年代,一位德国记者到新疆采访,一位老人用维吾尔语给他讲阿凡提的故事,随行人员先译成汉语,再译成德语,结果仍然把德国记者逗得哈哈大笑。这就是文化的魅力。《一千零一夜》激起了中国孩子的阅读兴趣,挥舞金箍棒、驾着筋斗云的“超级英雄”孙悟空,也能在海外圈粉无数。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往往蕴含着一股超越国界的穿透力,牵引自身跨越时空局限,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周恩来总理曾巧妙地将《梁山伯与祝英台》改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悲剧的基调,一下子拉近了与西方观众的距离。2016年,世界多地共同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这两位中西方戏剧巨匠,生前互不相识,但作品内涵却有诸多相通之处。“我把东方笔墨化作爱的能量,你用西方语言讲述世事沧桑”,当文学可以跨越语言,音乐可以跨越地域,戏曲可以跨越时间,我们或许不难理解,为什么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历久弥新。

  然而,文化的跨区域流动并非一帆风顺,许多偏见与误解,正是源于对不同文化的片面认知。不久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一些中国留学生的宿舍门牌上因为有中文拼音名字,而被有意撕毁。对于这一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撕名牌”行为,哥大的中国留学生录制了一段视频《说出我的名字》,给予优雅的回应——“我叫Hai Ge,含义是大海的歌声;我叫Liu Xinran,代表着欢乐和欣喜;我叫Xu Guohao,意思是像花木兰那样的女英雄……”消除误解、融化偏见,让本国文化在异域开出美丽花朵,需要更多类似说出“我的名字有多美”的好声音,相信换来的不仅有理解和尊重,还有友谊与共鸣。

  在历史的演进中,文明的进步,常得益于文化的传播。在印度,佛像的面部却带着鲜明的希腊特征;出自非洲的咖啡树从中东迁徙到欧洲,“咖啡文化”至今风靡全球;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又经不断创新改进,“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制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千百年来,文化的脚步总是比刀剑的征服走得更远,文明的传承也因此拥有更坚韧的力量。

  期待有更多人带着平等、包容的欣赏目光,在不同地域的灿烂文化中徜徉。正如那穿越时空的阿凡提,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在哪儿,都是我们共同童年记忆里,那个爱讲笑话的可爱老头。

  近日,一场空巢老人和大学生的签约仪式,在湖北武汉龙王庙社区服务中心举行。20多名老人和大学生志愿者结成互助对子,大学生们每周抽出固定时间帮助和陪伴老人,老人则腾出一间空余的房间给大学生免费居住。近日,一场空巢老人和大学生的签约仪式,在湖北武汉龙王庙社区服务中心举行。20多名老人和大学生志愿者结成互助对子,大学生们每周抽出固定时间帮助和陪伴老人,老人则腾出一间空余的房间给大学生免费居住。

  这个被称为“空巢不空,租客守望”的“亲情互换”养老模式,由一家社工服务组织发起。租客事先须经过老年护理常识的培训:对行动不便的,放热水袋要防止烫伤;对有健忘症的,需要经常提醒……这些细节,都是培训的重点。签约大学生要通过社工服务组织把关和考核,社工服务组织还会给签约协议的双方建档,留下相关证件复印件;老人须出具一份房屋物品清单,以保障他们的权益。这样的“亲情互换”,为双方提供了良好的互补、互助渠道。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与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截至201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5%。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7.17%;202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亿。还有数据显示,我国有约1/3的老人处于独居、空巢状态。“十三五”时期是应对老龄化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窗口期,能否利用好这段时间应对银发浪潮,关系到我国未来的发展。

  这其中,如何养老,是一个重要问题。虽然国家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养老产业的发展;各地也想了很多办法,以多种方式解决养老问题。但相对而言,我国养老资源仍然不足。一些地方公立福利院的床位,甚至要等8—10年。而且,因为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养老功能也正在弱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亲情互换”的模式,也可说是解决养老问题的一个积极探索,值得研究、完善和推广。

  这样的探索也让我们看到,养老问题的解决,社会是很重要的存量资源,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进一步盘活。加强社会建设,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人们之间搭建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相互支撑的平台,通过这种平台的建设,使社会获得相对的、动态的平衡和稳定。而对于养老而言,社会建设的意义,正是找到更多如“亲情互换”这样的支撑点,形成更大的支撑力。

  应对老龄化问题,宏观的、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微观的、操作层面的、主动的应对措施和办法,同样重要。发展,需要发声,更需要发力;落实,需要司令,更需要班长。应对老龄化,政府有责任,民间也可为;职能部门当仁不让,各行各业也都可以有所作为。从现实出发,多想办法、多找资源,把更多人调动起来、让更多人行动起来。只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各界真正重视这个问题了,类似“亲情互换”的养老探索一定会层出不穷。

  养老,是今天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每个人明天的问题。政府加强引导,构建多元参与、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多样化养老服务模式,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伦理的养老模式,才能让更多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近日,“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入选的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等十个项目,代表着中国考古取得的阶段性突破和进步。评审之前,主办单位发起网上投票,让公众从50多项备选项目中选出最终入围的25项,吸引了上百万人参与。这是前所未有的。

  近些年来,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拓宽、公众知识更新和诉求的升级,加上学界有意的推动,考古发现成了社会热议的话题。曹操墓、海昏侯墓等考古发掘,都得到了公众的实时关注,并引发了参观展览的热潮。与之关联的影视文学作品也大受欢迎,不仅包括《盗墓笔记》等虚构作品,还有《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的纪录片。

  然而,在公众考古学所引发的双向互动新气象背后,仍有一些隐忧。一方面,公众对陵墓盗宝等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与好奇,导致一些考古内容被过度诠释,丧失了学术上的严谨性,难以促进公众人文素养的提升。另一方面,一些严谨的考古新材料与新成果、科学的考古方式,又缺乏好的故事载体而难以为公众所认知。

  之前网上有一个帖子很火,说如果穿越回大秦帝国,你连碗西红柿打卤面也吃不到。文中说的,很多是考古人或科学家很久之前就得出的常识性结论,但从未以如此喜闻乐见的方式为公众所接受。事实上,考古研究的是祖先遗留下来的东西,有很多是传承至今的习惯和理念,人们现在意识不到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可以通过考古研究把它揭示出来。

  比如,我们从小就知道“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句话,但也许并不知道这八个字代表着什么。其实,它代表了农业的起源是五千年前史前世界交流的结果。因为五谷中既包括中国培育的稻子,也包括了起源于西亚的小麦。直到夏、商、周三代,六畜才逐渐齐备。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要唤醒的不只是对历史遗产的关注,还需要更多奇思妙想和严谨的考古学发生碰撞,为我们洞开几千年几万年难以想象的远景。

  在一个信息互动程度空前频繁的时代,考古发现不能满足于被动呈现自己的美,还是应该以更贴近当代人审美和情趣的方式,找准和当代人的情感共鸣点。2016年获得第四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论坛“最佳实践奖”的虚拟考古体验馆,就提供了更多有趣的参与方式。或走进三维动画窥探古墓丽影,或客串原始人钻木取火,还可参与文物复原等游戏。而围绕此次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也上线了相关APP,从中可以看到考古人员6年的考古调查,也可以参与游戏,搭上一艘大航船和新罗商人一起前往蓬莱国。这都是很好的尝试。

  考古发掘和研究,要顾及专业以外的人,这已经是国际公认的理念。考古不仅仅是研究,还有保护、利用,而公众在后两个层面可以也正在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从杭州萧山机场坐飞机回北京,登机牌上印有良渚古城的广告,那枚代表五千年前良渚信仰世界的玉琮王就那样定定地看着你,仿佛要引你去感受那穿越了千年万年的美。相信随着良渚遗址被写进小学教辅材料,建起遗址公园并如果最终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人们会像谈论长城那样说起良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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